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将领为数不少；但是，拥有外交生涯的勇将却不多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红军中就有一位这样的将领，他就是与世纪同龄的苏联红军元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英文：Vasily Ivanovich Chuikov）。

    初经战火1900年2月12日，阴风低吼。在沙皇俄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座小木屋里，降生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婴，他被取名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这里的村民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出生时奄奄一息的崔可夫在壮年之后竟成为驰骋疆场并一度主宰东德命运的一名元帅。

    1912年，由于家境贫寒，12岁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过早辍学，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前往首都彼得堡谋生。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他干上了一份专门为沙皇军官制作刺马针的苦工；这个苦孩子憧憬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能穿上马靴，带上刺马针去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1922年，战事停息下来，崔可夫申请系统学习军事理论，他十分向往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深造。这所学院的前身是1918年9月创办的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是苏联军事学院的开山鼻祖。1924年4月，著名的红军元帅伏龙芝出任该院院长，使该院的教学水准大大提升；为纪念1925年逝世的伏龙芝元帅，该学院于同年10月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所学院曾培养出了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1922年8月，崔可夫如愿以偿地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的学员。在三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随第五期学员们如期毕业；院长伏龙芝元帅向毕业学员提出贺词∶“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升，奉献出全部力量。”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作为期一年的深造。东方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军事外交官，对学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崔可夫在东方系中国部学习期间，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中国的汉语，并经常去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

    1926年秋，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实习生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在首次的中国之旅中，他先后到过中国的哈尔浜、长春、旅顺、大连、天津、北京。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战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这次军事顾问的两年任职期间，崔可夫四处游历，足迹几遍布整个华北、华南和四川省。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学会讲一囗流利的中国话。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事态愈演愈烈，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不断结集。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8月6日，苏联军事委员会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任命曾在1924至1927年在中国担任孙中山先生顾问的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出任该集团军司令官；15日，苏联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16日，中国东北的大将张学良发表了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以东北军的6万兵力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此时，刚刚回国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赶赴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的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对集团军司令官布柳赫尔负责。从10月10日起，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进行激战，装备陈旧的中国东北军失利；11月17日，苏军又猛攻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西部的满洲里与海拉尔地区，再次得手。战场上的失败，使张学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协定》。而崔可夫则在此次中苏军队交战的前线，首次亲眼目睹了苏军步兵与战车部队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