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信，做过玉田知县，即《聊斋志异·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幕宾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启、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贫病交加 笔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坐馆四十年

     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以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聊斋志异》的创作和流传

     《聊斋志异》的创作，前后历四十余年之久，贯串了蒲松龄的大半生。《聊斋志异》属志怪传奇类小说，凡四百九十余篇，绝大多数是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以及一些奇闻异事。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过程和苦闷，在他所写的《聊斋自志》中说得极为分明：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萧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自志》表明，《聊斋志异》乃发愤之作，亦是孤愤之书。他通过“志异”抒怀言志，忧国忧民，类似屈原作《离骚》。“自志”也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经历了艰苦的过程，“自志”还说明，创作“志异”受到社会的冷落，友朋的劝阻和世俗讥笑。可见《聊斋志异》是集萃蒲松龄一生心血而写成。它凝聚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其意义比苏轼在黄州借听人谈鬼来排遣政治上的苦闷，更为幽愤深广。

     《聊斋志异》最富现实性和人民性的篇章，是那些揭露和控诉封建吏治黑暗、统治阶级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迫害的优秀作品。《席方平》写冥间的城隍、郡司、冥王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对负屈衔冤的席方平施行种种酷刑，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封建官僚机构的真实写照。《潞令》中的县官，贪暴不仁，死于他棍棒下的老百姓，狼藉于庭。《梦狼》写一个老人梦见衙门上下都是吃人的狼，堂上堂下，“白骨如山”，通过梦境则深刻反映了现实——官府就是虎穴狼窝，官吏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在名篇《促织》里，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民苦难图，人命不及促织，这便是封建社会的现实。

     终生挣扎在科举道路上的蒲松龄，对于科举弊端有切肤之痛，所以，《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特别是对考官的昏聩无知刻画得入骨三分，对科举制度戕害读书人的心灵，写来酣畅淋漓，令人回肠荡气。在名篇《贾奉雉》中真实地描写科场的美恶倒置，试官的愚智不分。在《司文郎》、《考弊司》、《于去恶》等虚幻故事中更尖锐地讽刺了考官的不学无术、爱钱如命。难怪在《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者的鬼魂，一起向阎罗王请愿，要求对看不出文章好坏的考官，“挖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剖其心，以伸不平之气”，这种纯属幻想的离奇情节，无疑是反映了广大屡困场屋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绪。蒲松龄还以漫画家的笔触，为科举制荼毒下的知识分子画像，《王子安》中困于场屋的名士，白日作梦成翰林，“大呼长班”，为狐仙讥笑、戏弄，这就把读书人那种迷离恍惚、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勾魂摄魄地描绘出来。

     《聊斋志异》中写得最有情趣的是那些人鬼狐妖的爱情故事。这些人鬼狐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通过他(她)们的奇异故事，或讴歌其生死不渝的爱情；或描绘其闺房嬉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礼教，流露出妇女个性解放的思想萌芽。如《连城》中描写连城与乔生以吟诗而成知己，连城赠金助乔生灯光，乔生割肉为连城合药。生不能成连理，死成伉俪。《瑞云》、《辛十四娘》、《小翠》皆歌颂了男主角不以妍媸为念，不因爱人变丑而爱弛的高洁情愫。至于像婴宁之天真，连琐之柔弱，黄英之端庄，侠女之刚毅，狐女之幽默都不合封建社会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格言。当然《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也难免玉石杂陈、良莠并茂，其封建说教部分更不可取。

     《聊斋志异》中还有些故事，富有寓言意味，其哲理蕴涵颇能启人心智。《劳山道士》揭示了一个很深的哲理，即在学习与工作中心浮气躁，一意取巧，不肯付出艰苦劳动，肯定是要碰壁的。而《画皮》则说明，恶鬼一样的坏人，往往乔装打扮，隐蔽自己的真象而以各种假象迷人，要不受坏人欺骗，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的成就，就在于蒲松龄充分发挥了传统志怪传奇小说的艺术功能。人们读《聊斋志异》，便被那一则则奇异故事引导着去认识社会、理解人生。情节生动和丰富是《聊斋志异》的又一重要艺术特色，鲁迅评论《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说：“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①

     《聊斋志异》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有知不足斋刻本(青柯亭本)问世，此后有多种选本、注本、评本出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蒲氏手稿本二百三十七篇，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会校会注会评本，共包括四百九十一篇和附录九篇。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铸雪斋抄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铸雪斋排印本。《聊斋志异》现有英、法、德、日等十八种外文译本。典雅古奥的《聊斋志异》能够译成几种世界主要语言广泛流传，说明了它的巨大的生命力。

     主要作品

     除《聊斋志异》(包括崂山道士、小青、画皮等)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计有文集13卷，400余篇；诗集6卷，1000余首；词1卷，100余阕；戏本3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俚曲14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魇殃、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复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以及《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药崇书》、《伤寒药性赋》、《草木传》等多种杂著，总近200万言。还有《狼》、《山市》被选入人教版七年级课文。

     蒲松龄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历史点评：借用郭沫若先生对其的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延伸阅读：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为何热衷婚外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