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中国物理学家。1907年5月28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受学于叶企孙、吴有训。1929～1930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0年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在 L.迈特纳指导下从事 β衰变能谱研究，1934年完成《Th B+C+C″的β能谱》(同年发表在《物理杂志》上)的论文获博士学位。1934～1936年任山东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36～1950年任浙江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并曾任系主任。1950～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后兼任副所长。1956～1960年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后兼任副所长。1961～1978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1978～1982年任副部长，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1982年任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和研究员。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现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还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当选为第三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王淦昌的贡献主要在实验物理学方面，但在理论物理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早年致力于粒子物理学的探索。1930年他到柏林不久，听到W.W.G.博特报告用σ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一种高能射线，他即提出用云室来研究这种射线的性能。这一设想由于未取得导师支持而未能实现，可是一年多后，J.查德威克就是通过这样的实验而发现了中子(见核子)。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研究，1941年他提出通过轻原子核(如彍Be)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所产生的反冲探测中微子。在这类过程中，所产生的原子核(如彍Li)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将仅仅同发射的中微子有关。他把自己的设想写成《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发表于1942年 1月出版的美国《物理评论》。这一年美国物理学家J.S.阿伦就据此进行了彍Be的K俘获实验，证实了他的预言。直到1953年利用原子反应堆产生强反中微子束直接探测到自由反中微子以前，这是关于中微子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被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王淦昌在粒子物理学方面另一重要成就是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见奇异粒子)。这是他所领导的一个小组于1959年底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利用 10GeV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和他们自己制造的 24L丙烷气泡室，从4万张照片中找到的。这是在高能π介子核反应中第一次观察到有反粒子产生、衰变和衰变产物湮没等完整图像。超子的反粒子的重大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任何粒子都存在反粒子的理论预言，这一发现是在这个加速器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中国物理学家第一个在国内所获得的最高奖。

    1960年王淦昌回国以后，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并参与领导工作，这是为了打破大国核垄断的一项重大工程。王淦昌当时与一批优秀物理学家以及其他人员，在西北高原和荒漠上的实验室和试验场中同甘共苦，经过4年的艰辛工作，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并继续努力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王淦昌作出了这样重大的贡献，可并未因此而幸免于十年动乱中的灾难，1968年以后他受到批判和凌辱，为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不顾个人安危，1976年“天安门事件”前夕，在天安门广场献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并署了自己的名字。这种正义、勇敢的行为在当时是冒极大风险的。

    此外，他在1964年独立于苏联Η.Γ.巴索夫提出利用激光惯性约束产生核聚变的设想，并组织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近年来，从事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且为中国核电站的建设奔走呼吁。几十年来，王淦昌虽然担负许多组织领导工作，始终坚守在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线。

     评论：为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