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舟

     王维舟，1887年6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东乡县(1914年改名宣汉县)清溪场。早年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后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不久回到东乡成立“东乡保路同志军”。1911年11月30日，王维舟担任东乡武装起义总指挥，攻下东乡县城，宣布东乡独立。1911年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王维舟担任东乡军政府警备队长。1913年4月，王维舟考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绥定府任绥定警备司令。

     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王维舟得知后，立即在绥定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第一纵队司令。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兴起护法运动，王维舟立即将护国军改为靖国军并任营长，后任团长和奉节县边防司令。后来，王维舟看到四川军阀各霸一方的混乱局面，决心离开旧军队，另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20年5月，王维舟来到上海，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认识了朝鲜共产党员金笠。在金笠的介绍下，1920年5月，王维舟在上海参加了朝鲜共产党，并参加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0年夏，王维舟奉命赴苏俄学习。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国内物资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供应半磅黑面包。王维舟等人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1921年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纪念日，王维舟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庆典活动，聆听了列宁的演讲，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2年春，王维舟回到北京，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一起组织“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苏俄。同年秋，他又来到上海。由于金笠被朝鲜反动派暗杀，王维舟失去了组织关系，自己独立在上海开展革命宣传和进行为苏俄募捐救济活动，把募捐的物资送到了莫斯科。正当王维舟有计划地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时，收到一封急电：“母亲病危，疾速返川”，王维舟不得不离开了上海。1923年春天，王维舟回到了家乡宣汉县清溪场，任宏文小学校长。王维舟还于同年在清溪场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王维舟塑像

     1927年，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先后两次派王维舟深入军阀部队进行争取工作。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两次死里逃生。1927年，王维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奉命回到川东，建立了川东游击军。1929年4月，王维舟等领导固军坝起义，向川东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随后，革命风暴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刘存厚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游击军先后战斗数年，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但终因敌众我寡，游击军在1930年遭到了失败。1931年5月，王维舟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会议。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由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总指挥。会后，王维舟返回川东，在宣汉县芭蕉场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从此，川东游击军又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编成三个支队，王维舟兼第三支队长。

     1933年夏，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南下，王维舟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和扩大，达2000余人。王维舟还派人前去联系红四方面军。10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前后夹击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在宣汉南坝场一战，歼敌8个团，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共将敌追至开江永兴、宝塔坝，开县之高桥关，使游击根据地迅速成为红色苏区。1933年11月，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中共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委。不久，四川军阀刘湘策动大小军阀向苏区发起六路围攻。王维舟奉命在宣汉东部担任从芭蕉乡至樊哙店长达100余公里的阻击任务及在西部配合红9军、30军担任50余公里的防务，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巩固了防御阵地。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肃反扩大化政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后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

     1935年初，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境内四大河流之一，西岸共有川军53个团的兵力，布防六百里，筑有坚固工事，企图扼守险要地段，阻遏红军向西发展。早在1933年秋，王维舟率领—万多川东优秀儿女投入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红33军后，受到在党内大搞家长制的张国焘的歧视和排挤，红33军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张国焘的无端杀害。王维舟内心非常痛苦和无助，但他坚信革命前途，坚信党中央最终会给川东优秀儿女一个公正的评价。1935年初，渡江战役即将展开之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顶着张国焘的压力，起用王维舟。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出发时才10岁。年龄最大的是王维舟的岳母，年届五旬，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

毛泽东与王维舟交谈

     1935年长征途中，王维舟被派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路程，他们个个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大活佛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气宇轩昂，猜想他一定是个大官，对他能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的做法非常感动。大活佛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帮助红军顺利通过藏民区。

     1936年冬，王维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王维舟与刘伯承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一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王维舟当面向毛泽东倾述“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33军的种种歧视的罪恶事实”。毛泽东认真地倾听着王维舟的每一句话，感慨地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的一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暂时保守秘密……”毛主席的话给王维舟以巨大鼓舞。

     抗日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等职。在385旅驻陇东庆阳期间，王维舟一方面坚持对敌作战，一方面领导全体官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开办了许多工厂，极大地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1942年6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维舟同志是我党的先辈，他的半生生活中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着……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德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徐向前、吴玉章、谢觉哉、萧华等人也都赋诗撰文，对王维舟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崇高的评价。

     1943年1月，王维舟出席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奖状。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的谈话中说：“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在“七大”上，王维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之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分别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悉川军将领、有着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王维舟重返故里，深感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笃伦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国民党反对派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找借口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王维舟纪念馆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指挥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等战役。新中国成立之后，王维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王维舟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56年，王维舟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王维舟是一位资历老、年龄大的老一代革命家，与许多老同志和爱国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与党内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之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董必武提笔写道：“廿纪生经大半祺，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文革”期间，谢觉哉已半身不遂，听说王维舟的家被抄，他专门要身边人员架着他，到王维舟家去看望。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互相守望，相互勉励。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党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王维舟补开追掉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胡耀邦等参加。1987年，四川宣汉人民在红33军成立纪念碑下为王维舟塑立跨骑战马的大理石雕像。像前石碑上，嵌镶着毛泽东书赠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